当游戏成为一种学科后，学者们要怎么推动游戏研究？

游戏研究已经是中国学术界的显学之一。

1月9日上午，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召开了一场发布会。

参会的嘉宾有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，比如：

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王周谊；

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谢新洲；

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会长刘金华；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孟超；

……

也有互联网企业代表：

腾讯集团高级副总裁马晓轶；

腾讯游戏学院院长夏琳；

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。

发布会的名称是“游戏学研讨会暨游戏学研究共同体成立发布会”，主要内容是两个事。

一是发布了国内首部游戏学研究专著——《游戏学》。

二是启动了一个名为“星海计划”的游戏学研究共同体。这是一个能让各学科领域研究游戏的学者交流研究的平台，由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、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、中山大学、腾讯游戏学院、腾讯研究院协同搭建。

这两个事意味着什么呢？通俗点说，就是游戏已经不是当年那个“不登大雅之堂”的娱乐形式了，它已经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、消费习惯，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，也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。

法学可以研究游戏的虚拟财产、知识产权；心理学可以研究对游戏的心理依赖；社会学可以研究游戏社交、历史学可以研究游戏史等等。而“星海计划”是可以让那些在各自领域研究游戏的学者，能有一个环境进行本学科或者跨学科的学术交流，从而碰撞出更有价值的综合成果。

那么游戏成为学科会是什么样？学者们是怎么研究游戏的？他们的研究又会给游戏环境带来哪些改变？

在会议的茶歇间隙，我找到“星海计划”的主要推动者之一、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田丽老师聊了聊这些问题。

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田丽

游研社：我们先来聊聊《游戏学》这本书，封面上说这是“国内游戏学研究开山之作”。“开山”两个字意味着什么？

田丽：怎么说呢，并不是说别人没有写过游戏学方面的研究，而是说把“游戏学”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——至少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，从学科角度去认识游戏，这应该是第一部。

这本书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框架吧。我们知道要打造一个学术范式的话，首先需要界定一些核心概念，然后提出一个学术的范式和框架。我觉得在这方面，这本书是有它的意义的。

游研社：这里的“游戏”是指广义的游戏，还是特指电子游戏？

田丽：我们是在一个广义的视角之下，重点研究以电子为媒介的这些游戏。

游研社：之前传统游戏有自己的学科吗？

田丽：没有。没有专门的学科，主要是有一些围绕传统游戏的外围研究。比如说研究民俗学的（学者）可以去研究游戏，研究人类学的也可以去研究游戏，大家都是在自己的角度研究游戏的某个方面。

游研社：电子游戏（研究）的情况呢？

田丽：现在电子游戏的研究也是一样的，就像我刚才演讲放的那幅图（下图），各个学科都有。《游戏学》这本书是提出一些基本概念和一些基本判断，先有这么一个东西，供后续的学者去批判也好验证也好。之后具体的研究活动当然还是要围绕问题来研究，像“星海计划”也主要是让各领域的学者在研究游戏的时候，有这么个交流平台。

游戏学所涉及的学科（田丽供图）

游研社：那这样会不会有一个问题：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特色，研究游戏的角度也不一样。他们都在“星海计划”里的话，怎么让他们开展有效的交流，怎么统筹这个事情？

田丽：项目制。比如我想研究游戏伦理，我发起这个事，那我肯定需要伦理方面，或者美学方面的专家等等。我就可以向平台里的老师发出邀请，说你愿不愿意加入这个？大家都是以自愿为前提开展合作。

可以说这里（星海计划）就是一个以知识贡献为纽带的一个虚拟的社区，（项目）完了之后你愿意继续留下深入研究，或者愿意离开参加别的项目都可以。学术研究交叉的情况很普遍，大家有共同的问题在，围绕这个问题解决，那么这个合作就比较有趣。大家都可以做出贡献，然后在项目结束后取得自己领域的成果。

游研社：如果学者数量达到一定规模的话，这个项目制的模式可以充分运行。

田丽：没错。

游研社：那么现在国内研究游戏的学者多么？或者说，关于游戏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是一个什么情况？

田丽：很热，是显学，因为游戏的社会影响在加大。学科的发展是根据实践来的嘛，它（游戏）已经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化产业了，那肯定要研究。搞传播学的要研究，搞社会学的也要研究，它对这些学科的实践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，所以大家必须去研究它。

国内游戏学研究的知识类团（田丽供图）

游研社：“星海计划”今天正式启动了，之前准备了多久？

田丽：去年夏天的时候开始准备这个事，最开始是在北大的英杰交流中心，我们把我们能找到的研究游戏的一些学者开了个会，会上大家就提出游戏学应该干什么，要不要做。

后来我们也拜访过一些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，就发现大家其实对这个事情普遍比较关注。而且你也看得出来，我们没有过多的强调游戏设计、游戏开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市场会推动相关的人去做。但是像游戏的价值、功能、伦理这些东西，它是需要我们，需要第三方的机构去牵头。

像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，它也有这个社会责任，大家对游戏学的期待还是很高的，而且问题也很突出。现在社会上对游戏整体的看法有些还是偏负面的，我们做研究也是要传出一些更客观的信息和声音。

游研社：媒体上专家对游戏的看法，似乎是批判的声音更多一些。

田丽：声音多不代表事实多数。其实做游戏研究的人都有一个感受，我用个不太恰当的说法，会有一种“政治正确”方面的压力。好像你不去批判研究、批判游戏的功能，就像是你要怎么着似的，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客观的。

我觉得对个人来讲，每一个时代都有他要玩的东西。我们现在进入信息时代，信息时代要有跟它匹配的娱乐活动，游戏是避不开的，就是说你不能去回避它。

从我们的国家的这个层面上讲，游戏是一种文化资源。你是把它当成电子鸦片还是把它当成一种文化资源？你如果把它当做文化资源你就要允许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，与国际上对话，把它变成一个你的文化资源走出去——不是要硬推，而是要做好，让人家愿意为你的这种文化资源付钱。

能让人愿意付钱的文化资源是有文化竞争力的，和好莱坞的电影、日本的动漫是一个道理。

游研社：目前研究游戏的学者对游戏本身的了解怎么样？换句话说就是，玩不玩游戏？

田丽：我觉得首先来讲必须得去玩，必须得去接触。我原来是不玩游戏的，但我自从接触游戏学以后，我是流行的游戏都要去体验一下，但是并不是说体验越多就越好，水平越高越好。

那要玩得好的，学生不是有玩得好的嘛，我有个博士生打《王者荣耀》在北大是出了名的（厉害）。学者的任务是去多维度地认识游戏，掌握认识它的规律和影响，在这个过程中体验是必须的。如果你都不玩游戏，你谈什么游戏的研究？

游研社：您在演讲中提到，一个新学科的出现，它在发展初期是必然落后于同时期的实践的，游戏研究也是这样。那么用哪些手段，或者说从哪些方面着手可以尽快减小游戏研究和实践的差距，进而指导实践？

田丽：我觉得一个主要方面是和企业的合作。比如“星海计划”它不是一个纯粹由学者组成的平台，这里是有企业参与的。包括腾讯和所有的互联网企业和游戏公司等，产业发展和学术研究相辅相成。

那么我们的研究也需要他们提供的支持，比如说一线数据，还有与工程师的这种沟通机会。他把他的经验说出来写出来，我们去提炼、总结，这是最贴近实践一线的信息获取了，交流很重要。

游研社：腾讯方面主要参与“星海计划”的部门是哪些？

田丽：腾讯游戏学院，还有腾讯研究院，主要是这两个，给予的支持比较大。他们是腾讯的研究部门，也做研究，但和我们的侧重不太一样。所以我们的交流很丰富，也很难得。

为什么说难得呢？因为以往业界和学界的交流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畅通，这是由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决定的。业界的人可能会觉得你学界的人不着调，那学界的人可能会觉得你业界太急躁，大家很难以一种对话互相联系起来。

我觉得新兴的学科，尤其是范式革命的时候，一定要让多方的声音都发出来，这样大家都能够促进一些理解。